“大凡高度的概括，總是帶有想象的成分。”——至少曾經在我看來，大多歷史文述都是等因奉此的。基于此，我對于《萬歷十五年》這棵史學著述界的“常青樹”，僅在大學時期為了應試而草草略讀了一遍，充其量是“只聞其名，未領其實”。

前段時間出差去西寧總部，因往返均乘坐飛機，便想著帶一本短小精悍的書在路上消磨時間。恰好在小梁那里借的幾本書還沒來得及還，在他的力薦下，我順勢選了這本輕便的《萬歷十五年》啟程了。

于是，我在長達十幾個小時的行程中，真切地體會到與一本好書“相見恨晚”的感覺。

這本書以萬歷年為中軸，前后延展，借由張居正、申時行、戚繼光、海瑞等幾位主人公的故事經歷，建構起明朝歷史的坐標，甚至將視角放寬至整個中國古代專制體制。

受以往眾多文學影視作品影響，我曾一度把君主集權的專制制度歸咎于統治者個人。但從《萬歷十五年》中來看，古代封建社會的專制，并非個人的獨裁，而是一種體制性的專制。其背后的支撐力量與其說是皇帝，不如說是文官集團。他們標榜道德禮法，甚至強迫九五之尊的皇帝摒棄個人意志，在既定的框架下扮演“合理”的統治者角色，造就了皇帝以“擺爛”的方式與文官團體消極對抗的窘境。

書中指出，封建王朝落后的原因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。所謂“道德”，不僅是文官集團的“集體意志”，確切來說是由倫理綱常塑造的思想禁錮——雖穩定著統治秩序，卻導致制度的僵化與風氣的惡化。而在這種異化的政治規范中，最讓我惋惜的是海瑞，畢竟在明朝官制貪腐橫行的常態下，能終生葆有“廉心”不移，本是值得廣為推崇的。

最初了解海瑞，還是源于他自備棺材，冒死諫言嘉靖帝的典故。海瑞其人，性格特點極其鮮明，那就是正直，近乎偏執的正直。他力求節儉，吃穿用度一律從簡，甚至連文書用的紙張都做出了嚴格限制。他官至二品，但遺產僅二十兩白銀，連棺材都是同僚籌錢置辦；他身為知縣，親率仆從在后衙種蔬菜自給，為母祝壽時才舍得買二斤肉；他熟讀律法，以《大明律》為行為準則，在司法實踐中主張“悟法”，而非機械適用條文……然而，海瑞的廉潔也帶有明顯的“古怪”色彩。他極端恪守儒家禮教，甚至對五歲女兒接受仆人糕餅的行為大發雷霆，認為“女子豈容漫受僮餌？”，其家教之嚴苛已近病態。

這種將道德潔癖推向極致的做法，不僅在人際關系中顯得格格不入，更使他在明朝“高位低薪、陋規成風”的現狀下成了異端。正如作者黃仁宇在書中所言，海瑞的清廉成為一種“政治表演”，其個人道德的崇高與制度環境的污濁形成尖銳對立，最終導致其被邊緣化。

工作之余，我特意查了些關于明代政治體制的資料，發現明代廉潔文化的困境，根植于禮法交織的治理體系。本來，明代的廉潔制度是有法律保障的，在《大明律》中，對貪污罪的懲處力度極大，規定“官吏受財枉法者，一貫以下杖七十，八十貫絞”。但律法的推行，總會在皇權與政權的博弈中妥協。在張居正改革期間，雖推行“考成法”整頓吏治，卻因缺乏制度化監督機制，導致“人亡政息”。此外，明代言官系統的質變也加劇了廉潔困境——言官逐漸淪為黨爭工具，其監察百官的效能，也隨著皇權干預逐步喪失。個人道德之長，終不能補救制度之短，外加將個人道德理想凌駕于現實制度之上的極端行為，“廉心”便難尋立錐之地了。

“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，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，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即便是宗旨善良，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。”讀罷全文，作者在尾聲的思考，讓我在嘆息之余想到當前企業內黨風廉政建設的推行。在構建“不敢腐”的剛性約束、“不能腐”的監督格局基礎上，或許我們應多花些心思來打造“不想腐”的制度溫床。有了制度保障，并結合實際一以貫之，才能將廉潔要求轉化為干部及員工的“肌肉記憶”。在全黨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的當前，作為“風險易發地”的基層項目，更應借此拉開新時期黨內作風建設的序幕，探索“廉潔共建”、“激勵約束”等新機制，共同開墾培育“廉心”的凈土。

而在“凈土”上的我們，在不逾底線的前提下，還需打破“道德潔癖”的壁壘，使廉潔覆蓋面真正延伸到基層、契合于現實。唯有汲取扎根土壤的養分，方可在枝繁葉茂中葆廉心“常新”。